2025年4月7日，由中央民族大学、厦门大学及复旦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组成的联合团队在国际知名期刊《BMC Biology》上发表了题为“Ancient genomes shed light on the genetic history of the Iron Age to historical central Xinjiang, northwest China”（《古基因组揭示中国西北新疆铁器时代至历史时期中部地区遗传史》）的重要研究论文。该研究通过对新疆中部地区铁器时代至历史时期的8个古人类基因组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了该地区人群复杂的东西方混合遗传特征、与黄河流域古代农业人群的遗传联系，以及这种联系随时间从铁器时代到历史时期的增强趋势，并指出地缘政治因素对该地区人群遗传结构的关键影响。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自古以来便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重要十字路口，在人群、文化、技术、农业和语言的跨欧亚交流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考古学研究表明，自青铜时代起，新疆就与西伯利亚、欧亚草原西部、中亚、东北亚及东亚地区保持着密切的文化联系。以往的古基因组研究已揭示，青铜时代新疆人群的遗传历史深受欧亚草原西部、东北亚、中亚人群迁徙以及当地塔里木盆地人群（如小河人群）的影响。相较于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约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新疆见证了更为广泛的人群流动和文化交融。一方面，源自欧亚草原的游牧部落（如斯基泰人联盟）对新疆各区域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来自东亚的文化影响也比青铜时代更为深远，例如源自甘肃、青海地区的彩陶文化向西传播至新疆东部乃至南部。公元前200年后，中原王朝开始加强对新疆的管辖。尽管已有研究涉及新疆北部和西部，但由于样本的区域分布不均，特别是新疆中部地区在文化和技术转型期的详细人群迁徙和遗传互动机制仍不清晰。
研究人员对16个来自新疆中部的古代个体进行筛选，成功获取了8个DNA保存较好的个体基因组数据，分别来自和静霍尔古吐墓地（Hejing Horgutu Cemetery，铁器时代）和巴达木墓地（Badamu tomb group，历史时期）。通过主成分分析（PCA）和 ADMIXTURE 分析发现，新疆中部古代个体呈现出东西混合的遗传特征。其中，和静霍拉古图个体一部分倾向于西欧亚人，另一部分与古代蒙古高原北部和西部人群聚集；巴达木个体则与古代黄河流域人群聚类（图1）。其基因组中既包含了来自中晚期青铜时代（MLBA）西部草原牧民（如安德罗诺沃文化和辛塔什塔文化人群）和中亚人群（如绿洲农业文明BMAC相关人群）的西部欧亚祖源，也融合了来自古代东北亚（ANA）或黄河流域人群的东部欧亚祖源（图2）。
图1 古今欧亚背景下和静与巴达木个体的遗传图景
图2 新疆中部人群的混合比例
研究还观察到从铁器时代早期到晚期，和静人群中与黄河流域相关的祖源成分有所增加。而历史时期的巴达木墓地个体则展现出与黄河流域古人群（特别是仰韶、龙山文化时期）高度的遗传相似性，提示其可能代表了来自中国北方的农业移民后裔。进一步的群体遗传学分析证实，从铁器时代到历史时期，新疆中部人群中与黄河流域农民相关的遗传亲缘性呈上升趋势。
这项研究的发现不仅填补了新疆中部地区古人群遗传历史研究的空白，更深刻揭示了该区域人群遗传结构的动态演变过程。研究结果支持了斯基泰人（Scythians，以萨迦人Sakas为代表）等欧亚草原游牧人群的南下活动对新疆中部人群基因库的塑造作用。同时，黄河流域相关祖源成分的持续增加，与考古学上观察到的甘青地区彩陶文化向西传播的现象相吻合，有力地证明了文化传播往往伴随着人群的实际迁徙和基因交流。特别是历史时期巴达木墓地个体所体现的与中原地区人群的紧密联系，以及整个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祖源的持续上升趋势，清晰地反映了自汉代以来，随着中央平原王朝对新疆地区管辖的不断深入（如“屯田戍边”、设置西域都护府及后续朝代的行政管理强化），来自中国北方的人群迁徙和基因流动持续影响并重塑了新疆中部地区的遗传面貌。因此，该研究有力地证明了地缘政治的变迁在塑造区域人群遗传历史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加深了我们对新疆多民族文化交融历史的理解。
该研究由中央民族大学李海军副教授、厦门大学杨晓敏博士和复旦大学王传超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李海军、厦门大学王柏潼和杨晓敏为共同第一作者。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186/s12915-025-02195-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