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王传超教授课题组联合厦门大学、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山西大学、山东大学等单位完成题为 “Genomic signatures of female exogamy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a Tang Dynasty patrilineal clan” 的研究论文在Current Biology期刊发表。该研究聚焦内蒙古鄂尔多斯准格尔旗脑包湾唐代墓群，通过对公元713—739年间一处精英陈氏家族墓地的38例古人基因组进行测序和分析，结合墓志铭、墓葬空间、考古遗物和亲缘关系重建，首次在家族尺度上揭示了唐代北方边疆多族群互动如何通过婚姻策略、父系继承和丧葬实践进入具体家庭结构。
研究发现，脑包湾陈氏家族呈现出清晰的父系组织特征：大多数男性个体共享同一Y染色体单倍群O2a2b1a1a1a2a，而母系线粒体单倍群高度多样，提示该家族以稳定父系核心维系宗族延续，同时通过女性外婚不断吸纳来自外部群体的女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若干女性个体携带较高比例的西欧亚草原相关遗传成分，并被纳入陈氏核心家族墓地，与丈夫及后代共同安葬，说明唐代边疆的族群互动并不仅是短期人口流动，也可通过跨族群婚姻深度嵌入地方精英家族的社会结构。
图1. 脑包湾墓群考古背景
唐代是欧亚大陆东西交流高度活跃的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边疆治理体系的推进，以及屯田、羁縻制度等政策实施，北方农牧交错带成为中原农业人群、草原游牧群体和西域相关人群频繁互动的重要区域。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早已显示，突厥、回鹘、粟特等“胡人”群体在唐代社会中广泛参与政治、贸易、军事和文化活动，长安等核心区域也形成了浓厚的“胡化”风尚。已有古基因组研究证实，唐代及其前后确实存在东西欧亚人群的遗传交流，但这些交流如何在具体家族内部发生，如何通过婚姻、亲属制度和墓葬实践被社会吸收，过去仍缺乏直接证据。脑包湾墓群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地处黄河南岸、库布齐沙漠东北缘，是典型的农牧交错区域。2015—2016年，考古工作者在该墓地共发掘20座墓葬。根据出土钱币、墓志铭和直接碳十四测年结果，该墓地年代集中在唐代先天至开元年间，即公元713—739年，并被认为与胜州榆林县陈氏家族相关。墓地中包含斜坡墓道砖室墓、带侧室墓等多种墓葬形制，墓葬规模和结构差异显示出家族内部可能存在社会地位分化。
为了从分子层面解析该墓地所代表的家族结构，研究团队对38例个体进行了古DNA分析。所有样本均表现出典型古DNA损伤特征，现代污染率低于5%；经数据处理后，平均获得约54万个SNP位点用于下游分析。遗传性别鉴定显示其中18例为男性、20例为女性。单倍群分析进一步显示，13名男性共享同一Y染色体单倍群 O2a2b1a1a1a2a，与共同父系祖先相符；相比之下，母系单倍群则高度多样，包括东亚常见的B4、D4、G1等类型，以及两例在西欧亚人群中更常见的H5a1。
图2. 脑包湾唐代陈氏家族的亲缘关系与墓葬空间结构
通过READ、KIN和ancIBD等亲缘关系分析方法，研究团队共识别出30对一级亲缘关系，包括5对同胞关系和25对亲子关系；同时还检测到19对二级亲缘关系和7对三级亲缘关系。结合遗传性别、Y染色体和线粒体单倍群、墓葬年代以及墓志铭信息，研究团队重建出脑包湾墓地中包含三条主要父系支系和五个家庭单元的扩展家族谱系。
其中，核心陈氏父系支系由Y染色体单倍群 O2a2b1a1a1a2a 定义，并构成墓地中最主要的家族结构。该支系中可重建出以男性个体M13a和女性个体M13b为祖辈的四代核心家族，墓志铭信息也支持部分个体身份与亲缘关系的判定。空间上，这些核心家庭单元主要位于墓地中心区域，反映出其在陈氏家族中的核心地位。与之相比，另外两条父系支系位于墓地边缘或两侧，其中一条以张君为代表。虽然张君携带不同的Y染色体单倍群，但其妻与陈氏核心家族存在二级亲缘关系，墓志铭亦明确其为陈氏女婿，说明该家族的父系结构虽稳定，却并非完全封闭，而是可以通过姻亲关系吸纳外姓男性。
亲缘网络也呈现出显著的性别偏向：男性—男性和男性—女性亲缘关系明显多于女性—女性亲缘关系。这一模式与高度多样的母系单倍群共同说明，脑包湾陈氏家族并非依靠女性血缘群体在墓地内连续传承，而是通过男性父系延续和外来女性嫁入来维系家族结构，符合父系继承与女性外婚并存的社会组织模式。
在人群遗传结构方面，主成分分析显示脑包湾个体并非完全同质，而是分布在东亚与西欧亚人群之间的遗传连续谱上。多数个体接近黄河流域晚新石器时代及后续粟作农业相关人群，而M13b、M18a和M10b三名女性明显偏向古代欧亚草原相关人群。ADMIXTURE、outgroup-f3、f4统计和成对qpWave分析均支持这一结果：这些女性相较于本地黄河流域相关人群，具有额外的西欧亚草原相关遗传成分。
图3. 脑包湾个体的遗传结构
进一步的qpAdm建模表明，三名女性M13b、M18a和M10b携带很高比例的西欧亚相关祖源，估计比例约为76.2%—93.4%。其中，M13b与本地东亚男性M13a共同构成核心四代家族的祖辈组合，其儿子M14a在PCA上位于父母之间，符合一代混合后代的遗传特征。此后几代男性后裔仍延续陈氏父系，但持续与本地东亚相关女性通婚，使西欧亚相关祖源比例逐代降低。
这一结果具有重要社会史意义。它说明唐代边疆的东西人群交流并非只发生在宏观人口层面，也不是简单的“外来个体进入”现象，而是可以通过婚姻策略进入地方精英家族的核心谱系。携带西欧亚草原相关祖源的女性并未被安置在墓地边缘或被排除在家族丧葬体系之外，而是被葬入核心墓地，与丈夫及后代共同安葬，并使用当地中原式砖室墓葬传统。这表明跨族群婚姻不仅带来了遗传混合，也伴随了社会身份、亲属关系和丧葬传统的整合。
此外，墓葬层面的分析也显示出唐代家族组织的复杂性。成年男女及其共同子女往往具有合葬或邻近安葬关系，支持考古学上关于夫妻合葬和家庭墓地组织的判断。但部分合葬墓中也存在无直接遗传亲缘关系的个体，说明墓葬单位并不完全等同于生物学家庭，还可能包含姻亲、家户成员或其他社会关系人员。也就是说，脑包湾墓地不仅保存了血缘家族结构，也记录了唐代边疆精英家庭中更复杂的社会联结方式。
这项研究从古基因组学、考古学和历史文献相结合的角度，为理解唐代北方边疆的族群互动提供了罕见的“家庭级”证据。以往关于丝绸之路和唐代胡汉互动的讨论，更多关注国家政策、贸易网络、文化传播或大尺度人口混合；而脑包湾陈氏家族的研究显示，真正维系长期交流的机制往往发生在更微观的亲属网络之中。父系继承保证了地方精英家族的连续性，女性外婚则成为吸纳外部遗传与社会资源的重要通道，而灵活的姻亲纳入和共享墓葬实践，则进一步体现了唐代边疆社会在身份、血缘与文化之间的动态整合。
厦门大学博士生王雨纯、复旦大学博士生黄煌臻、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宋国栋为共同第一作者；山西大学侯亮亮、复旦大学王传超为共同通讯作者。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以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资助。
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cub.2026.06.086